导论

第一章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背景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始萌生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演变

第二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困境与转型

  第一节  近代西方对中国的入侵

  第二节  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难

  第三节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探索

第三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浅探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德育价值

第四章  中国传统人性论与现代德育指导思想的构建

  第一节  中国传统人性论的基本内涵

  第二节  性善论的德育价值

  第三节  现代德育指导思想的构建

第五章  中国和谐传统与现代德育目标的构建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

  第二节  中国和谐传统的德育价值

  第三节  现代德育目标的构建

第六章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德育内容的构建

  第一节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构成及其基本内涵

  第二节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反思和现实借鉴意义

  第三节  现代德育内容的构建

第七章  中国“践履习行”传统与现代德育途径的构建

  第一节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模式

  第二节  中国传统“践履习行”的德育经验及其现实借鉴意义

  第三节  现代德育途径的构建

第八章  继承传统，构建现代德育管理和评价体系

  第一节  我国古代德育管理和评价体系综述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德育管理和评价体系综述

  第三节  新时期中国德育管理和评价体系的构建

参考文献

后记

导论

浩茫的宇宙中，地球只是其中一颗很不起眼的小小星球，但却又是人类自己目前所确知的唯一有生命现象存在的星球。就目前人类的认知而言，生命的最基本的表现就是要依体而活存，且每一种生命体都有自我保存的自然本能和向上发展的自然倾向，这种本能和倾向是不能用人类社会中的善恶正邪是非对错来评判的。人类也天然的具有这种本能和倾向，因为人类首先也是作为一种生命体而存在，并且人类的这种本能和倾向，程度最高，强度最强，也表现得最为复杂和高明。人类如果要继续存在和发展，就不能完全消除和否定自己作为生命体的这种自然本能和倾向，问题只在于如何表现与对待这种本能和倾向。与其他生物往往只能通过简单直接的生物学法则自然地体现和遗传这种本能和倾向不同，人类表现和对待这种本能与倾向的形式和手段极大地超越了其它生物所达到的层次与水平，从而使自己成为万物之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自然以及其它生物立法。从实然层面上来讲，如果摒除主观价值判断的话，所谓个人的自我中心和人类中心主义也是一种符合事实的描述。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人天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总是把他的经验归结到他的自觉人格中的无限‘自我’。对人内心自我中心性的征服，对于建立社会和谐是必不可少的。”〔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4页（插图285释文）。

人类尽管同别的生物一样具有作为生命体的自然本能和属性，但它与别的生物之所以不同，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类有文化，正是因为文化体现了人类特有的智能，从而使其超越了动物简单的自然本能水平。可以说，人类之所以为人类而不是别的物种，而且还能够高于别的物种，并且成为迄今为止所知道的地球上最高级的生命体，就在于它有文化。人类不但具有一般生命体所天然具有的自我保存的本能需要，更有不断自我发展、实现自我超越的追求。而在具体的表现上，地球上又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多种多样的人群，换句话说，有各种不同的文明。这些不同的文明之间，基本的共同之处还是有的，所以才可以有人类文明这个共同的名称。它们最基本的共同的地方就在于都体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本质的东西。但更让人印象深刻的却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正是地球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写就了斑斓复杂的人类历史。而这些人类文明之间之所以会有如此精彩的差异，就在于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所独有而别的文明所没有的独特之点，这种独特之点就是这一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该文明的独特的文化基因。如果这种文化基因都消失了的话，那么这个文明作为一个活着的文明也就不存在了，它的生命也就消失了。就像别的每一个生命物种都有保存、遗传和扩散自己生物基因的自然本能一样，每一个具体的人类文明也都有保存、传承和扩散自己文化基因的似本能倾向，但这种保存、传承和扩散已经不是靠单纯的生物遗传机制来实现，而主要是通过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活动方式来实现。人类生命演化的本能倾向和文明作为一种特殊生命体的逻辑决定了人类走向全球性的联系和互动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即使在达到这个全球化的阶段之前要经历许多的回复跌宕和螺旋曲折（当然其中就包括严重的文明冲突），甚至就具体文明来说，有的还有可能途中夭折或功败垂成。

毋庸讳言，每一个具体文明都有主体性，也都有或弱或强的自我中心性，文明之间和平交流、冲突竞争、互利共存、进退攻守、合纵连横、挑战与应战、抵抗与学习等等各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实际上都是这种主体性或自我中心性的表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一种在一般人身上不太容易完全消除的心态，“自己人才放心可靠”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也是一种常态。很显然，如果每一个文明都没有主体性或自主性（当然不知道这还叫不叫人类文明），那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文明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如果每一个文明都没有一定的我族中心主义或任何自我中心意识（当然不知道世界上是否真有这样的文明），那也就不会有什么所谓的文明冲突。一个文明遭到另一个文明的侵略挑战时，如果能够高风亮节到心甘情愿主动泯灭自己的主体性和放弃自己的文化成果，自动屈服，凭人宰制，甚至仇将恩报，舍己为人，以全部肉体自杀的彻底方式为外来侵略文明让出生存空间和资源，那么所谓文明冲突就是杞人忧天，完全是无中生有，纯属无稽之谈。但只要简单考察一下人类过去与现在的实情，就会知道这无疑是很荒谬可笑的设想。因为“在通常的情形之下，一般民族或文化单位对于自己的风俗、习惯、制度、文物、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理想，……总是有意无意持爱护的态度……一国的国人之爱护其国的文化毋乃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任一文化的文化分子多少都是我族中心主义者”。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0页。任何文明都有强弱不一的排他性与扩张性，区别只在表现程度与方式上的差异而已。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颇引争议的“文明冲突论”不言自明的立论前提，就是认为人类不同文化群体的文明，都有各自独具的特殊性，都有天然的自我中心性或我族中心主义。当然，他只看到和强调了这种我族中心主义可能会导致的冲突与竞争，而轻视了正是由于这种我族中心主义，也会促成合作与互利。但每种文明或多或少的自我中心性的存在，却是不能否定的。有学者就明确指出，“任何文化共同体都有一定的‘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我族中心主义’意味着以自己的文化为标准来评判别的文化，它使人们把自己的文化视为优越于其他文化的文化，或至少把自己的文化看作是最适合于本民族的文化。我族中心主义往往是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自然流露，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文化表现。但在有些情况下，它也可能使人们产生对别的文化共同体中的人们的成见、偏见和歧视，并导致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外国人恐惧症（xenophobia）。”（苏国勋、张旅平、夏光：《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47页）从这个角度上讲，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竞争的原因与进行合作互利的原因其实是同源的。

但在近代之前，人类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从现实表现上看，还不具有全球性的特点，换言之，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文明具有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从总体上看，许多国家和民族之间，尽管都同居一个地球，但基本上还是处于隔而不通、各自为政、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这个时期尽管有不少民族都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就是地上世界的唯一中心，是人类文明的最高代表，但在今天已经全球化的现代人看来，却差不多都是坐井观天，一厢情愿，自以为是，自说自话，孤芳自赏。因为，不同文明之间如果没有深入的接触，没有广泛的交流，没有全面的比较，是无所谓谁比谁优越，谁比谁先进的。人类在近代以前总的说来还没有形成真正的世界历史，所具体存在的还只是一些各自独立分散的民族史、国家史以及地区史，现实的人类整体还没有真正形成。不同文明或民族文化之间在这个阶段尽管广泛存在的联系和交流，但这种联系和交流，还没有统一的世界历史内容，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全球性现象。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各种文明和民族的文化内容，除了一些天才的想象和猜测之外，还无法具有真正现实层面上的全球视野以及人类整体情怀。

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率先进入资本主义轨道，以及由此而来的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的拓展，全球绝大多数地方的生产和消费都逐渐具有了世界性的色彩。全球化或世界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人类不同文明之间互动的速度越来越快，程度也越来越深，过去各个地区各个民族自给自足、闭关自守、自以为是、夜郎自大、自娱自乐的状况不断被打破。当然，这一互动过程并不是对等的。众所周知，西方文明一方面在走出中世纪进入近代以后，逐步构建了完备发达的自然科学理论和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物质生产上实现了工业化大生产，经济体制上建立了（商品）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率先完成了社会形态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与转型，西方由此获得了空前强大的物质性力量；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中，以个体为本位的权利型伦理与力图通过征服、改造外在客观对象（包括他人、社会与自然）来表征自己的本质性力量的基本价值取向的结合，使得其生命存在形态是外扩的、以努力满足自身的欲望为基本取向的。一方面，西方文化强调欲望的满足，把欲望看作是人之生命力量的原动力之所在；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又把人之欲望的满足外在化、对象化，强调只有向外扩张自我的生命，才能充分体现人之生命的本质性力量。正是在这样的伦理规范的主导下，对于满足人之欲望的正当性的充分肯定与对于‘他者’的征服和占有成为西方文化基本的人生行为规范，并成为与西方社会紧密相联的重要文化特征。”李翔海：《民族性与时代性——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这决定了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内在地具有强烈的扩张性与侵略性，外向超越、征服争胜是其基本精神。尽管西方传统基督教教义中，也有“己所欲，施于人”的说法，但由于西方文化强调主客对立的理智化进路，实际上往往将他人对象化。“它所强调的往往是施与者的主体性与主位性，认为既然对于施与对象是好的，采取强制的方式就是可取的甚至必要的。这就难免出现以强凌弱的情况。”李翔海：《民族性与时代性——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近代西方文明一方面物质层面上“有力”，一方面思想层面上又自认为“有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评述资产阶级的时候所说的那样，“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而由于每一个民族及文明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都有一种要生存、要独立自主、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和自己掌握自己的未来的似本能倾向，因此由西方所率先发起和强力推动的近代以来这一真正全球性历史的形成过程，并不都是充满和风细雨、田园牧歌的平和、温馨和浪漫，而是常常伴随着刀光剑影、杀气腾腾、血雨腥风的残酷冲突。有些非西方族群被西方从肉体上完全消灭了，彻底告别了人类历史的舞台，而有些民族的文明传承被中断了。西方文明盛气凌人，非西方文明苦苦抗争，只有不断调适自己以求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不必讳言，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展与文明的冲突可谓如影随形。这确实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程度最烈、影响最深同时也是首次真正具有全球历史意义的文明冲突，可以说，直到今天，这一进程还没有根本完结。西方文明凭借其近乎全方位的压倒性优势，主动步步进逼，强力层层攻伐，并获得了节节胜利。如果只从浅显的层面上看，毋庸置疑，全人类被西化了，因此，近代西方文明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而且到今天为止也是唯一一个并非幻想而是事实上真正具有全球性影响的文明，尽管这个“第一”和“唯一”的得来并不和谐。

在这并不和谐的全球化过程中，广大非西方文明面对空前强大有力的现代西方文明，本能地拒斥和习惯性地反对已完全不奏效，他们不得不痛苦地意识到这一点：西方文明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自己不可否认和逃避的客观存在，它决定性地关乎到自己的存亡荣衰，如果自己既不想主动自杀退出人类历史舞台，也不愿意被别人征服消灭，就必须处理好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非西方文明如果要切实护持自己的文化基因，保持自己的民族主体地位，传承自己的民族特性，就必须向西方这个敌人学习，使自己民族实现现代化，使自己的文明获得现代性，否则，被开除“球籍”是早晚的事。但更纠结和困难的问题是，在不得不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怎样才能保持住自己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文化基因。因为一个非西方的民族和国家如果自己最根本的文化特质都没有了的话，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自己作为一个文化群体被完全彻底地西方化了，自己作为一个文明或一种文明已经不存在了，即使这个民族成员的肉体生命得以活存，生物基因也得以继续递传（当然，换个角度而言，如果一个民族的肉体存在都没有了的话，其文化或文明对该民族来讲，也就没有了任何一丁点的意义）。对于广大非西方文明来讲，近代以来最大的难题和挑战就是既要学习西方这个强大的异己和敌人，实现时代要求之现代化，才能维持自己的生理生命与民族独立自主地位，同时又必须守护和保持好本民族的文化特殊性，以避免因被彻底西方化而失去文化生命。这确实是一种两难，尤其是在强势的西方文明的逼压相当紧迫的危机关头，救亡才是硬道理，甚至救亡压倒一切，弱势的非西方民族的文化生命与民族独立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相得益彰，而往往是非此即彼。因为，一方面，从表面上看，似乎正是本民族自己传统文化特质的东西造成了自己与近代西方相比的明显弱势，使本民族在同近代西方文明的交锋中败下阵来，以致威胁到自己的继续生存和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在事实上，恰恰又是自己的这些文化特质构成了自己的身份证明，如果这些特质都失去了的话，自己在文化价值层面上的生命也就不存在了。这种目的与手段、理智与情感、价值与事实之间的严重而复杂的悖论，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困扰了广大非西方文明近代以来的历史进展，并且直到今天，我们也还不能说这个严重的悖论性问题已经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很显然，近代以来至今的历史已经充分表明，地球上的全人类并没有“全盘西化”，曾经长期存在的文明冲突也并没有随着西方近代文明扩张到全球而消失，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现代化（近代化）、全球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西方只不过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先行者。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强势扩张，事实上反倒强化了全球范围内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文明的归属认同。广大的非西方国家和民族在学习西方力求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文明特质和民族归属，它们西化趋向和文化改变的程度是有限的，相反，随着自身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和现代性水平的增强，它们文化方面的自我展露和自信心也表现得更强烈。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西方文明在通过殖民扩张和全球化把现代化传播到其他非西方文明之后，其他非西方文明并没有因为本民族获得了现代性而真正放弃自己的文明认同，相反，随着自身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它们对本民族文化传统之核心价值的强调往往也随之凸显，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中国作为世界闻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文明类型与西方有根本的不同，是人类东方文化的一个主要代表，有着自己独特深厚、丰富博大、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这种交流并不对等，对中国来说，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西方文化对自己并没有什么非常突出的影响，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关注和吸收是在自我感觉超常优越、自我定位唯我独尊的盲目心态下进行的，西方文化也只是作为达官贵人们可有可无的赏玩猎奇对象，作为对中国文化时有时无的补充而极其有限地进入中国，西方文化整体上对中国来说，基本上是有也不多，无也不少，无关紧要。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的“天朝上国”的稳固结构和民众心理并没有形成什么冲击，中西文化交流也一直保持着中主西次的总体格局。

但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自以为是的闭关自守被自己所不熟悉的西方用武力轻易地从中国人长期不重视也不熟悉的东南海上频繁地打破了，并且这种屡屡打破之后，我们是连连吃亏，割地赔款不断，而“洋夷”却又迟迟不像历史上那些多次冲击中原甚至取得政权的周边野蛮落后的游牧民族一样，主动拜倒在中国传统圣教文化之下而被中国化之，更让人心理上难于接受的是，一个在我们看来十分落后且死心塌地学习中国的小学生，一个我们根本看不上眼的蕞尔小国日本，竟然脱亚入欧另投师门学习西方后也把我们打得空前的惨败，这就像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让国人无法接受，但这又不是虚幻的梦，而是真真切切的事实，这彻底打碎了中国人长期以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世界中心之梦。我们发现一个严酷而痛苦的现实，这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根本不是什么天朝上国，更不是什么世界的中心，中国文明当然也不是世界文明的最优者，我们如果再不向西夷学习，前所未有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就将逼近。近代西方文明，当然也就既不是我们历史上所司空见惯的野蛮而又文化简单的草原马背文明，也更不是我们长期引以为豪，津津乐道的和平地进入中国而又被中国成功地和平中国化之的宣扬和平无争的印度佛教。所以，近代以来，中国人曾经自以为是世界性文化的中国文化也就被迫事实上逐渐变成了地方性的文化，以前似乎完美俱足的中国各方面也就出现了许多不足，曾经自封的天朝上国也就变成了人间地区性的普通一国，曾自认是人间最完美、人类最普适的圣教文明也变成了民族性、地方性、特殊性、区域性的文明。“古代帝国时代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在被卷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成为‘地方性知识’，而不是像先前那样在封闭的帝国之内被看成‘普遍性知识’。”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25页。我们十分不情愿但又不得不痛苦地自降身份开始讨论中西文化的异同及关系，扭扭捏捏地开始强调自己的特殊性，憋屈地承认自己的落后性，并讨论要怎样改变自己的传统，要如何向人家学习先进普遍的东西。这是一个痛苦的降格过程，也就是在这个充满愤懑屈辱感的过程中，我们的个性意识逐渐凸显了，我们也得屈尊去建构自己的民族意识，去认识自己文明各方面的特点，并把它们时时处处拿来与西方文明比较，以期发现并有效地剔除其中的糟粕，吸取其中的精华，并力争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尽快实现救亡图强，希冀再创辉煌。

那么，什么是文化？对这一问题，古今中外的人们已有许多探讨和定义，但直到今天也还有许多争议，大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意味。如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如前苏联哲学家罗森塔尔·尤金在其所编的《哲学小辞典》中说：“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比较狭隘的意义来讲，文化就是在历史上一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形式的总和。”但不论文化有多少定义，有一些根本点人们还是都承认的，如：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人、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即文化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体现、文化是人区别于别的动物的根本；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享受者，还是改造和发展者，人造文化与文化造人是一体之两面，如影随形；文化既是动词，也是名词，既是过程，也是结果；不同种族、不同民族创造各具特色的文化，文化是它们之间有别的根本原因及表现；文化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的体系。在这里，我们比较赞同张岱年等人的说法，即“文化总是既作为人类在人本身的自然及外部自然的基础上、在社会活动中创造并保存的内容之总和而存在，又总是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创造活动而演化。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而文明，其内在本质则与文化有着一致性，可以说，某种民族文化的整体就是一种文明，如阿诺德·汤因比认为文明是社会的整体，萨缪尔·亨廷顿认为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我们在这里无意也没有必要对文化和文明两个概念作过多的区分。

一般来说，传统相对于现代、当下而言。因此，传统文化，顾名思义，它是指人们在过去的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而又保留在本民族中间的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应该说，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之所以为本民族的特色标志，是该民族的历史记录，是该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该民族成员价值认同和心理归属的共同思想基础，当然，也是该民族当下进行新的文化创造的先在前提。

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指以华夏民族（后主要演化为汉族）为主流的多种文化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的多元一体的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从主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享用者、改造者和发展者主要是中国人或中华民族；从构成上看，中国传统文化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等等多方面；从空间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发生、形成、发展于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为主的内部广大辽阔而四周相对封闭的东亚大陆；从时间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经历了夏商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宋元明清时期；从流派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以及后来外来的佛教等，这些流派长期以来，相互交流，相互渗透，和而不同，和平共处，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整体即中华文明，而儒家由于作为长期的官方意识形态，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从特点上看，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尊天贵人、崇德重仁、道德至上、仁者爱人、修身为本、爱好和平、追求和谐、注重平衡、和而不同、内圣外王、知行合一、自强不息、勤劳勇敢、务实重生、强调整体、团结统一等等突出之处。

中国传统文化，从总体上讲，是一种德性文化，中国传统社会，从根本上讲，是一个伦理社会。尽管人们有说中国是礼仪之邦的，有说中国是泛道德主义的，有说中国是伦理中心主义的，有说中国是礼教社会的，有说中国是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的，有说中国是道德宗教化、宗教道德化的，有说中国是道德国度的，有说中国是人情关系社会的，种种说法不一而足，褒贬好恶的评价也有差异，但有一点是大家都公认的，这就是都不否认传统中国社会文化中，伦理道德是一个主导性的概念，而长期以来，中国对德育的重视，也是十分突出的，其历史经验也非常丰富。这当然与崇德重仁、道德至上、以德为先的儒家长期作为中国的官方哲学的影响分不开。但也正是如此，强德性和重德育，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而儒家文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在21世纪的今天，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成为不可阻遏的时代潮流的今天，尽管我们中国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已基本完成，目前正集中精力谋发展，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国际竞争还是很激烈的，提升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软实力至关重要，因为文化作为人类精神生命的维生素，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传承与发展的思想基因。而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世界上极为罕见的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今的历史文化，在人类历史文化大花园中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在中华民族长期的生存、繁衍和发展中曾经起着而且必将继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今天严重的全球问题的不断出现，又要求全人类必须群策群力，集体合作，充分整合和利用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资源，化解共同挑战。因此，作为一个身处现代化和全球化时代潮流的当代中国人，如何温故知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当代价值，如何继承创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生发积极意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和谐世界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助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党和政府也顺应潮流，因势利导，确定了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建设和谐世界等一系列重大原则和目标，并且在外交、社会管理、干部提拔等具体实践方面坚持以和为贵、以德治国、以德为先等方针。毫无疑问，在这一解决人类难题同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传统文化将发挥其应有的也是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积极影响。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理智地认识到，近代以来170多年的“中国历史以其丰富多彩的、且十分不同的各种实践方式和历史事件向中国人说明，企图原封不动地维护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系统的全面的价值系统，而只想在肤浅的表面或文化结构的较外层次上作些应付性的变更，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在西方文化已经十分深入影响着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社会历史发展问题的，同样，企图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文化或者强制地引入西方文化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价值体系，而无视我们民族对它的接受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无视我们民族自身几千年以来所形成的‘原有的’社会历史机制，也是不可能真正解决我们所面对的、必须予以解答的时代难题的……盲目地、片面地守古或弃古，盲目地、片面地仿西或拒西，都只能给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和精神成长带来阻滞以至于灾难。”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为此，我们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现代德育构建”这一题目，作一力所能及的研究。德育，简而言之，就是道德教育，它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工程，我们拟从中国传统人性论、和谐传统、传统伦理道德、“践履习行”传统、传统德育管理评价体系五个方面分别对现代德育的指导思想、目标、内容、途径和管理评价的现实借鉴意义展开初步探讨，为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为现代德育的构建作出一些努力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