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 际INTERNATIONAL

越南的昨天与今天Peter Arnett 徐樾（译）

非洲乌干达和加纳Peter Arnett 徐樾（译）

一个“颠覆新闻教育想象”的教学项目范东升李梓新程金福 

南非世界杯报道韩魏许胜坚

决赛之夜遇险记：记者遭恶徒强吻加调戏李昀澄

广场“惊魂”记陈熙

南非世界杯报道团合作项目总结

我们这样教新闻白净

马来西亚选举系列报道胡禄丰陈春凤

印度采访手记白净

印度见闻雷媛

国 内DOMESTIC

中国与污染斗争Peter Arnett 徐樾（译）

围绕海西经济区进行采访写作教学杨艾俐

另辟蹊径报世博樊林君

第一次最值得回忆杨艾俐

汕大亚运报道团羊城展身手樊林君张增丽郭泽生

传承“长江精神” 重走中国西北角杨君

赴台媒体实习王宗安

香港媒体暑期实习项目郑嘉敏郭泽生

潮汕本地CHAOSHAN AREA

水击韩江三千里王军

潮人杯帆船赛张增丽马玲玲

潮汕地区摄影教学实践活动谢琳

从这里了解汕头樊林君肖建锋 

学 院J-School

建立以能力为培养目标的实践教学体系王军于晓斐

新媒体环境下的教学改革白净

在实践中教摄影凌学敏

附：部分学生作品和学习心得感想

我的编辑出版课王金丹何锦婷张晓燕吴泽娥梁佩君

实践出真知李小凤

国际

INTERNATIONAL

越南的昨天与今天 Peter Arnett（美国）徐樾（译）与国际接轨的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在2007年为学生提供资金和机会，到越南进行采访报道。这次旅程深入地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偏远地区，给20名选拔出来的学生提供了亲身体验当专业国际报道者的机会。学生报道团不仅频繁采访地区日常新闻，同时采访了商界及政府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领导者。我作为汕大新闻学院的教授，指导学生们完成了这些采访报道活动。

 每当我开始一段旅程总是会想起毛泽东主席的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于2007年7月8日开始越南调查之旅，这次旅程由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组织。走上这段旅程的共有10人，我以及学院的8名学生，还有另外一名来自汕大的老师。我们既乐观又兴奋。

 所有学生都是第一次出国。有两个还没坐过飞机。这将是一次难忘的旅行，汕大给这个被选中的学生团队，提供了直接见识国外报道的机会。

 几千英里的路程，但我们的第一小步——到越南的首都河内——却花了18个小时。不，我们不是步行去的。现在的航空运输系统常常延误和发生机械故障，我们受制于此。教训是：最好总是保持乐观，但同时也要为可能遇到的一两个挫折未雨绸缪。

 压力、挫败、无聊导致了我们旅程第一个——希望是最后一个——严重事故。和我一起带领学生的汕大老师Ting Li，在旅程开始时染上流感，并在到达河内时住进医院。Ting Li的病倒令报道团信心动摇、惊吓和忧虑，我经常看望和致电她。幸运的是，来自香港大学的教学助理Spider出手相助，并加入到我们团队余下的旅程中。

 Ting Li的病提醒报道团，海外旅行有其危险性，离家路程越远，意外健康问题及其它问题出现机会可能越大。在越南，报道团被要求谨记的要点是：不要吃任何街边食物，不管它们看起来或闻起来有多诱人，因为消化道疾病会摧毁你整个星期的计划；时刻照看自己的装备，因为小偷很普遍；小心城市里的车流，避免在拥挤的街道造成伤害。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互相照顾。我们作为一个团队来到这里，以团队的形式工作，以团队的形式生存。

 旅行的准备工作与旅行本身同样重要，新闻学院办公室为此计划了数周之久。在越南机场等待接机的是一辆大篷车和一个讲着中文的向导。很快我们被带到了一个舒适的名为Thien Thai（深泰）的三星级酒店，就在旧城附近。我们的机票和住宿同样是事先计划好的，这样可以得到不少优惠。我们都非常感谢学院办公室的行政人员，及其他在国内的朋友，他们努力让我们的越南之旅得以顺利开展。

 现代通信让报道团能够在酒店通过网络与国内的朋友和亲人联系，当地便宜的话费也允许我们当中的部分人使用手机。在最初的36个小时中我的印象就是所有汕大学生像专业人士般安顿下来，并热切地期待前方的发现之旅。他们带着热情一起工作。我不断提醒他们利用好在那里的每一个小时，因为我们在越南的10天时间会很快过去，而在他们想回去之前已经回到国内了。

 我曾经到过越南很多次，很爱这个地方。这里有我与同僚们一起报道越战的年轻记者生涯，我的越南籍妻子和孩子，还有我钦佩的朋友。他在那么多的艰难困苦中生存下来，却仍旧对越南的经济发展道路和国际主义充满信心。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对越南的特殊感情。

 我希望学生团队能够明白我对这个地方的感受，从而帮助他们准确认识这个国家及其所在的地区，尤其是越南与中国的关系。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在第一个星期一下午对该国的首席经济学家、来自计划与商务部的Le Dang Doanh做了出色的采访。我确信Doanh 先生全面回答了报道团所准备的问题。

 2004级黄艳芬问了有关越南的腐败问题，并想知道政府是否做出可信的努力来终结腐败。

 2004级李胤茜想知道，在一个据报道识字人口占94%的国家，民众如何能接受政府对媒体和信息的管控。同时，她询问到越南开放媒体注册的重要性。

 2004级刘雁对越南1986年起实施的重振经济改革项目感兴趣，该项目推动了越南经济戏剧性增长。他想知道越南经济持续成功的前景是什么？

 2004级茹萦莹提了有关中越关系的问题，指出几个世纪以来两国关系有好有坏，而这对于今天的越南十分重要。

负责拍摄照片的技术小组的学生们超级活跃。河内是法国殖民者引以为傲的拥有近百年历史的一座城市，而现在则是亚洲主要经济体之一的繁荣首都。摄影小组成员有2005级朱海伟、2003级张国强、2003级李菲菲和2004级张竹筠。

 我鼓励学生超越事先计划的事件，采访和拍摄他们在这段日子中遇到的当地人和游客。他们毕竟是新闻工作者，拥有可以在阳光下要求任何人做任何事的神权。这是我的看法，无论如何，我坚持下去！

 越南学习之旅过了一半，我们很累却很兴奋。我问茹萦莹目前为止旅程怎么样，她回答：“远远超出我的预期。”其他人的回答都很类似。对我来说，新闻学院学生的第一次海外之旅的收获也远超我的预期。

 我们待在我个人觉得像家一样的越南中部，因为这里是越战记忆开始的地方。但到这里我们必须达成在河内的报道目标，包括采访博学的越南人和其他外国人，参观这个国家的政治首都里重要的历史古迹和商店企业。

 我过去到过越南很多次，但这个城市已经变了很多，高速路、办公建筑和其他经济发展标志就像旋风般，让我花了些时间才知道身处何方。强烈的湿热天气加上环境污染，以及川流不息的摩托车流汽车流，搞得我们全都晕头转向。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横过马路，川流不息的机动车从我们身边开过，就像身处火山喷发时的熔岩浆当中。我们被告知，在越南繁忙的街道上车祸频发，这些信息让我们不敢放松警惕。

 我们避免了另外一个常击溃越南游客的危险，那就是食物中毒。报道团严格遵守不理会街边食物的建议，基于这点我们没有任何不舒服、肚子痛的案例报告。我们小心地选择餐馆，着眼于保持健康，但这也未必意味着没有“惊喜”。在我们住的酒店里，张竹筠在汤里发现了一只苍蝇。刘雁在盘子里的黄瓜片下发现了一只蚂蚁，换菜后没想到又发现另外一只。李胤茜在水杯里发现一只小虫。我们唯一的受害者Ting Li，因病毒性感染而住院，后来完全康复，在河内重新加入我们，重新充当团队领导和激励的角色。

 尽管充斥着热气和污染，处于旅游淡季的河内仍然挤满了外国游客。我们住的酒店舒适而高效，但互联网服务欠缺，除了例行查看邮件和博客，无法做其他事情。通常，我们好不容易才能从其他酒店客人手中借到一台可用的计算机使用个几分钟。在顺化市（Hue），我们所住的酒店则只有一个互联网接入点。显然，越南未完全进入互联网时代。越南采访活动照片中，前排中间为Peter Arnett。

 大城市的这些挑战没有吓倒报道团，全体成员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报道和拍摄等繁重工作中。李胤茜、茹萦莹、刘雁、黄艳芬的专业作风尤其令我印象深刻。他们迅速学会了我所说的“战斗采访”技巧，意思是即兴采访你在街道、博物馆或其他公众地方中初遇的人。这些采访很重要，为新闻报道添加了注释和细节。Ting Li 、 Spider 与Danny、 Bamboo、 Feifei  Gabriel与朱海伟、张竹筠、李菲菲和张国强一起进行了系统的拍摄工作，其中包括全程报道河内一个迷人的水上木偶表演。

 同学们在河内时一直在工作，没有时间玩乐。但我想，大家都不会因即将南下往越南之旅的下一站，中部的顺化市而不高兴。我们旅行的运气仍然不好，航班延误超过两个多小时，以致我们降落顺化时几近半夜。幸运的是Tracy制订了合理的旅行安排。我们遇到了一辆巴士，上边有会说英语的导游，他将我们快速带回了酒店。

 我认为河内之旅几乎耗尽每个人的力气，所以我策划了轻松的一天，带学生去参观王宫、皇家陵墓以及访问香水河（Perfume River）的船民。在我内心深处，我更想要北上，去参观坐落于岘港庭山（Truong Son）的巨型军事公墓。这里埋葬着一万名北越士兵，他们大部分在越战期间战死在胡志明的战壕里。公墓附近是当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康天（Con Thien）的军火基地，俯瞰北越旧时的非军事区。1967年，《时代》杂志报道了美军基地遭到猛烈袭击的事件，我参与了那次报道。去那里要经过越南城市广治市（Quang Tri），这座城市在越战后期曾受到频繁的攻击。当我将去岘港旅行的想法告诉报道团的同学时，没想到竟有一半人愿意跟我去，尽管他们已疲惫不堪，而且明知将要顶着炎热的太阳驾驶和行走十多个小时。我们分成两个小组，其中一个小组继续待在顺化进行事先计划好的拍摄和采访。这是实践领域中新闻报道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就是，要随时抓住报道特别故事的机会。 

越南人从未忘记那个旧战场。学生们会告诉你，我们在去旧战场的疲惫旅途中发现了什么。我还记得，我们开车路过被炸弹炸毁的遗址时，我向同学们讲述当年的战役，茹萦莹听后告诉我：“这就像一本会移动的教科书。”她那天穿着的T恤奇异地配合氛围，上面还写着“恐怖的狂轰滥炸”。 上图均为汕大新闻学院学生在越南采访照

我想我们到岘港的长途跋涉是一条特别适合从战场回家的路。我们走在陈旧的小径上，越过腐烂的沙袋和破碎的金属片到达基地，看见仅存的要塞——一个混凝土掩体，炮弹和枪火在它的墻上留下凹痕。我们站在山顶将非军事区尽收眼底，很多美军陆战队士兵把生命留在了这座山。

 第二天开车从岘港康天回顺化，报道团的成员们自发地唱起歌，这样总归是旅程的一个好兆头。我被告知他们唱的是中国国歌，我一点也不吃惊，毕竟这是这些学生首次远离祖国，有思乡情绪是意料中的。接下来的歌是甲壳虫乐队的“Hey Jude!”

 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参观了岘港的“中国海滩”，海滩在越战时曾供美国人消遣。有人问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回答说因为它面向中国。报道团非常喜欢那里，在沙滩椅上坐了大约一个小时，朝着中国的方向遥望南海。 作者简介

Peter Arnett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资深新闻工作者，美国著名战地记者、普利策国际新闻奖得主。曾先后服务于美联社、CNN等美国主流媒体，以报道战争闻名。报道过越南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等，其中以1991年直播海湾战争而家喻户晓。非洲乌干达和加纳 Peter Arnett（美国）徐樾（译）2008年，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为学生提供资金和机会，到非洲采访报道。这些旅程给学生提供了亲身体验当专业国际报道者的机会。他们在截稿日期压力之下写出的报道被多家中英文报纸和杂志采用。我作为汕大新闻学院的教授，指导学生们完成了这些采访报道活动。

 2008年夏天，9名学生和2名教职员工开始了为期3周独特的学习之旅。从抵达旅程的首站——乌干达的坎帕拉当天，学生们就发现了乐趣所在——新闻是关于所有新发现和有趣的人的集合。

 非洲冒险旅程之前，学生们做了3个月的网上调查，打印稿还收在行李箱里。当他们在令人惊叹的环境中呼吸时，感觉如此不同，却又那么熟悉。

 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拥有超过100万黑人，看起来与我们的这些脸色苍白的年轻学生们截然不同，但这并无影响。从机场为入境签证盖章的带着微笑的职员，到街边卖报人，热情地喊着“oyly oh tsia”——我们到处都能听到的乌干达问候语，他们的欢迎非常友好。一声“谢谢”的回应——“see-n-dee”，常常换回当地人脸上一个大大的笑容。

学生们以自身无限的热情回应，作为遥远国度的居民、用中国的角度，看看神秘的非洲大陆直到今天还遭受着人类大部分的医疗、社会、政治危险的折磨。

 乌干达有很多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把它定为我们报道活动首站。然而，这里有充满活力的民族，他们把友谊延伸到世界、延伸到我们的学生、而学生们反过来又以自身的年轻活力反馈。汕大师生团队在位于乌干达维多利亚湖上的Ngamba黑猩猩保护区。

 有人说经过长期计划的旅行过程有时比抵达有趣，因为期望往往超出现实。的确，我们到非洲的过程很长，1月份开始选拔9人学生组，随后是数月的研讨学习。非洲之行采访照。（马婧/摄）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非洲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主要焦点。这块大陆丰富的矿藏资源吸引了数亿美元中国投资，数千中国技术人员和商人在这里工作，廉价的中国产品在超过50个非洲国家中形成了成熟的市场。

 中国在一些非洲国家取得重要经济地位，源于这些国家受制于内部民众冲突，而中国积极主张为诸如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地区和非洲南部的津巴布韦这些地方施加政治影响以求稳定，同时，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并为此做出努力。

 我们首先访问乌干达和加纳，因为它们比起广阔的非洲大陆其他国家更容易直达。同时它们与我们的学生一样使用英语。而且，比起苏丹、肯尼亚、索马里、刚果等邻国，乌干达和加纳更为稳定。中国在非洲的地位渐渐变得重要，我们可以选择其他20或30个国家作为我们的报道目标。

 即便如此，2008年5月8日学生们坐上汕头开往广州机场的巴士时还是有些担忧，这可以理解。后来2005级的龚洁彤告诉我当飞机起飞时，她回头看到底下这个大城市时想：“我想念你中国，我想哭。”

 2005级的邱秋菊以前没有坐过飞机，当飞机突然升空时她得与重力搏斗。

 我们从广州出发的飞行路线中，值得纪念的东西很多。据报道当时缅甸有10万人死于致命的台风。而在随后往巴基斯坦和沿阿富汗边境的航程中，底下则有数百万人受到恐怖主义和战争的折磨。

 我们第一个站停在迪拜，离伊拉克南部只有半个小时的航程。那里的战争进入了第6个年头。跨过海湾就是伊朗，那儿的核试验给世界敲着警钟。

 越过长期受到困扰的阿拉伯国家——也门，越过打了近20年内战的国家——索马里，我们向南，飞往非洲。最后我们降落在肯尼亚的内罗毕，转机到乌干达。肯尼亚本身全年受着内战困扰。

 10个小时之中我们飞过了野蛮暴力和人类绝望的轨迹，我提醒年轻的学生们，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与安稳是多么脆弱。

 到乌干达的旅程是漫长而又迷人的，但它是否比到达的现实更重要？待在这里的24小时后，我可以代所有人响亮地回答：“不！”

 由于沟通困难，有段时间我们担心首都坎帕拉的住宿安排出问题，但巴士如约等着并载着我们开了40公里的路程进入到城市。2005级的王载誉丢了皮包受到挫折，只好依靠她的朋友提供必需品。

同样的，我们的酒店预定按计划兑现了。我们预定的是位于乌干达市中心的殖民地时期兴建的斯皮克酒店的房间，该酒店是这个国家最古老的酒店，最近刚刚整修过。我们能看到对面公署里新的喜来登酒店大楼笼罩着现代光辉，但所有人都认为，斯皮克酒店发光的木制地板、古老的华丽走廊以及路边咖啡厅，足够适合我们。很大的优势是，它的现代化升级提供给我们24小时房间上网服务，并且不收额外费用。

 作为一名新闻学教授，我觉得乌干达值得关注，是因为这里有新闻自由，有时自由得有些过了头。这里有几份报纸的头条新闻，是我抵达之后的早晨买的报纸。这样的头条不可能会在中国国内的报纸上出现。

 小报《星期六视觉》刊登一个流行歌手的声明：“我只有4个妻子——Akon”。《星期六辣椒》头条报道“士兵秘密出卖科洛洛军营”，一个士兵和一个准尉从位于首都市中心的乌干达军队部份主要基地的交易中获利。《观察家》的头条是“我撒谎说Imelda牧师的祷告治好了我的艾滋病”，讲述一个五旬节教派牧师的追随者的故事。

 对于国际记者来说，在规定期限内到达国外城市总是一个挑战，而我可以说，非洲报道团做得很专业。2006级研究生庞艳杰在街上步行时偶然遇到一个年轻的女商人，她来自昆明，在坎帕拉工作了10年。这次偶遇使在非洲的年轻华人专业人士的迷人轮廓显露出来。

 王载誉首先被分配做商业故事，她花了第一天时间寻找混乱的坎帕拉中的感兴趣的中国人。某个晚上她指出我们酒店后面的小型娱乐场所可能吸引中国消费者，结果我们部分人跟她去那里检验她的推论。

 果然，一个中年商人在轮盘桌旁连败。原来他是从王载誉的老家浙江来的。他邀请王载誉第二天参观乌干达的“唐人街”威廉姆斯街，去见见其他经商的中国人。

 我非常乐意详述这个故事，因为我一直认为成功的新闻工作者是被赐予了敏锐的洞察力和很多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