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二、研究意义
    第二节文献综述
        一、国外相关理论文献综述
        二、国外相关经验文献综述
        三、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四、对现有文献的评述
    第三节论文的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一、研究目标
        二、研究方法
        三、研究内容
    第四节主要创新点

第二章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数量分析方法
    第一节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演变
    第二节利用DSGE 模型进行数量分析的步骤
    第三节均衡条件的对数线性化
    第四节线性化系统的数值求解
    第五节模型参数的校准和估计方法
       一、模型参数的极大似然估计方法
       二、模型参数的贝叶斯估计方法
    第六节本章小结

第三章政府预算约束与财政政策规则
    第一节政府预算约束与财政政策规则
    第二节设定财政规则的一般方法
        一、工具选择
        二、目标选择
        三、工具变动
    第三节各种财政规则
        一、根据目标变量来划分
        二、根据工具变量来划分
    第四节不同规则的仿真结果比较
    第五节我国财政预算平衡性检验
        一、引言
        二、我国财政预算平衡性检验
        三、结论

第四章我国财政支出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第一节引言
    第二节基本假设与模型
       一、代表性家庭的效用最大化行为
       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
       三、财政政策
       四、货币政策
       五、市场结清条件
       六、对数线性化均衡条件
   第三节模型参数估计
       一、模型参数的估计方法
       二、数据处理
       三、参数估计结果
    第四节模型的适用性分析
    第五节模型的脉冲反应分析
    第六节本章小结

第五章我国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理论与经验研究
    第一节引言
    第二节基本假设与模型
        一、代表性家庭的效用最大化行为
        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
        三、财政政策
        四、货币政策
        五、市场结清条件
        六、对数线性化均衡条件
    第三节模型的参数校准与仿真分析
        一、参数的校准值和相关稳态值
        二、仿真结论
    第四节对我国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经验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二、Grange因果关系检验
        三、脉冲反应曲线
        四、预测误差方差分解
    第五节本章小结

第六章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作用的经验研究
    第一节引言
    第二节基本假设与模型
       一、代表性家庭的效用最大化行为
       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
       三、货币政策
       四、市场结清条件
五、对数线性化均衡条件
    第三节模型参数估计
        一、模型参数的估计方法
        二、数据处理
        三、参数估计结果
     第四节模型的适用性分析
     第五节外生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
     第六节财政、货币政策的相互作用分析
     第七节本章小结

第七章全书总结及研究展望
        一、全书总结
        二、加强和改善我国财政政策调控效果的对策建议
        三、研究展望

后记

参考文献

附录参数估计和仿真程序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主要工具之一，财政政策对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影响究竟如何因此成为国内外经济学者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但是关于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至今经济学界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都没有形成共识。自1992年来，我国经历了几次宏观经济波动，我国政府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运行态势，实施了不同的财政政策。不仅实现了财政调控由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调控向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的转变，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从1992至1997年，我国政府为应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使得中国经济在1996年成功实现了“软着陆”。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遭受了重大冲击，出口下降内需严重不足，经济出现通货紧缩，为了应对经济中出现的新情况，1998年政府为此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98~2004年，中国GDP增长速度分别为7.8%、7.1%、8.0%、7.5%、8.3%、9.5%和9.5%，据测算，积极财政政策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2%，财政政策稳定经济波动的效果明显。
       2003年下半年后，宏观经济又出现了部分地区和行业投资增长过快、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等问题。2005年中国政府做出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的决策，从2005年到2008年上半年，财政政策的重点从扩大需求和拉动经济增长转为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和结构调整，这一时期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良好。但是，从2007年起我国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加大，之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因素共同推动物价上涨加快。
       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全球金融危机引起国际经济金融环境急剧恶化，为防止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下滑和出现大的波动，我国开始实行新一轮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出了总额为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和扩大国内需求与供给的十项措施与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在积极政策的刺激下，我国经济率先渡过危机的“拐点”,进入恢复期，2008~2011年，我国GDP增长率分别达到了9.6%、9.2%、10.4%、9.2%。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正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
       二、研究意义
       在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今天，对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是一个热点问题。我国财政政策的效应到底如何，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有哪些？其传导机制又是什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关系如何，应如何配合或协调才能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稳定经济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西方学者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经验上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经验研究都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最近西方学者致力于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来分析财政政策的效应，DSGE模型的理论基础有新古典的真实经济周期（RBC）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基于RBC理论的DSGE模型假设经济主体具有理性预期、工资和价格具有完全弹性，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且总是处于出清状态；基于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DSGE模型假设经济主体具有理性预期、价格和（或）工资具有刚性（黏性），市场是垄断竞争并不总是处于出清状态的。由于RBC理论的模型假设与现实经济环境不符，而新凯恩斯主义的假设则更接近经济现实，因此众多的DSGE模型是在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的。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将两个关键的内核：垄断竞争和价格刚性，引入到了DSGE模型，使得该模型能更好地模拟经济现实，另外，DSGE模型是完全结构化的模型，结构深度参数不会随着政策体制的变化而变化，从而避免了卢卡斯批判。由于建立在新凯恩斯义的理论基础上的DSGE模型具有的众多优点，它逐渐被宏观经济学界接受，目前已成为了宏观经济主流的分析工具。
       近些年来，学者对我国财政政策的效应也进行了许多研究，得到了许多优秀成果。但是也还存在缺陷与不足。首先，国内的研究主要使用两种方法：第一，基于IS-LM模型来分析财政政策的效应。第二，运用VAR或SVAR方法估计财政政策的效应。IS-LM模型是个静态模型，不能用来分析经济系统受到冲击后的动态反应。（S）VAR则是一种非结构化模型，不仅缺乏理论基础，还易受到卢卡斯批判。其次，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以及对产品市场上消费和投资的影响。而少有研究分析财政政策在劳动市场和货币市场中的传导，尤其是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分析财政政策各方面的效应。
鉴于此，本书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与我国经济环境相适应的新凯恩斯主义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这样一个新凯恩斯主义的框架中来分析我国财政政策的效应，是对国内研究的丰富，这使得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二节文献综述
       自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诞生以来，财政政策对于一国的宏观经济有无效应，有多大效应以及效应的产生过程和实现路径如何，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和财政理论界和实务界感兴趣的问题，也是必须认真考虑和回答的问题。长期以来，各大经济学流派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发表了大量有关理论研究文献和经验研究文献。本节首先对主要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以了解这一领域财政政策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发展轨迹，把握其发展动态，为进一步研究我国的财政政策效应提供一个起点。
一、国外相关理论文献综述
本部分主要概述财政政策效应的理论文献，理论研究的重点是说明哪些因素决定财政乘数的大小，以及在什么环境下财政乘数会变成负数（即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会产生扩张的效应）。由于人们通常用财政乘数来说明财政政策的效应，因而许多学者是通过研究财政乘数(包括其符号和大小)来说明财政政策的效应，主要是分析政府增加支出和减少税收对乘数的各种影响，目的在于判断在何种条件下财政扩张对经济的刺激会更为有效，在何种条件下更为无效，在何种条件下财政紧缩甚至会产生扩张效应(财政乘数变负)。下面分别从财政政策的需求效应，供给效应和制度约束三个方面来归纳主要研究文献。匡小平、龙军：《现代西方学者财政政策效应理论文献综述》，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0期。
       (一)财政政策的需求效应
       1.凯恩斯主义方法及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对理论文献的回顾一般是从凯恩斯主义开始，简单凯恩斯主义模型假定价格刚性和存在闲置生产能力，因而产量是由总需求决定的。在该模型中，财政扩张对总需求和产量会产生乘数效应，乘数大于1，乘数随消费倾向的增大而增大,支出乘数比税收乘数大，平衡预算乘数恰好等于1。
       挤出效应是凯恩斯主义者研究财政政策效应的一个重要内容，挤出效应包括直接挤出和引致挤出，直接挤出效应是指政府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直接对私人提供的商品与劳务的一种替代，引致挤出则是指利率和汇率的变动引致的挤出效应，对简单凯恩斯主义模型的扩展引进了利率和汇率的变化，因此可以考虑引致挤出效应。挤出效应的大小会影响财政乘数的大小，但一般不会改变其符号。在标准的IS-LM模型中，私人投资与利率负相关，因而通过举债实行财政扩张会导致利率升高进而减少投资。此外，开放经济中的IS-LM模型(蒙德尔-弗莱明模型)中，也可以通过汇率机制引起挤出效应，利率上升吸引资本流入进而使汇率升值，由此产生的经常账户恶化，抵消了因财政扩张所引起的国内需求的增加。
通过利率和汇率机制产生的挤出效应受到IS-LM模型的某些特点的影响，例如私人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和收入弹性、货币政策以及开放程度和汇率制度等。
       挤出效应的程度还受到价格弹性的影响，新凯恩主义模型考虑到了价格的弹性，如果价格不能完全调整到使市场出清，则称为价格名义刚性。即使是短期中的价格弹性，也会使财政乘数变小，尤其是限制了汇率制度的影响。在封闭经济中，财政扩张会导致价格上升从而部分抑制短期总需求的增加，从而强化了通过利率机制的挤出效应。在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开放经济中，挤出效应的程度取决于国内价格对汇率变化的反应，尤其是如果国内价格随汇率一起变动，挤出效应就会比刚性价格条件下要小，因为汇率的升值会降低价格。在固定汇率制下，实际汇率的升值会使价格上升，经常账户因此而恶化，比刚性价格条件下产生更大的挤出效应。
       另外，利率、汇率与价格的变动还会通过总需求的财富效应影响挤出效应这些效应被称作庇古效应或实际余额效应。，当消费取决于当前的金融财富时尤其如此。利率上升会降低金融资产的名义价值，汇率升值则会降低外币资产价值，对于作为净贷出者的家庭和企业来说,这些财富效应会通过利率和汇率机制强化挤出效应，进一步降低财政乘数。价格上升的影响则更为模糊，因为它对名义财富和实际财富可能有相反的影响。
最后，挤出效应还必须考虑财政政策的动态效应(Auerbach and Kotlikoff，1987)。因为财政扩张的挤出效应比财政扩张的直接冲击效应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表现出来，所以财政乘数在短期相对较大，然后会逐渐下降。
       2.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
       与凯恩斯主义观点不同，新古典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将对产出（私人消费）产生非凯恩斯影响，主要包括两种情况：第一，财政政策对产出（私人消费）根本不产生影响，即财政政策乘数为零；第二，积极财政政策降低产出（私人消费），即财政政策乘数为负。
       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产生于新古典模型，该模型指出了凯恩斯主义方法的缺陷，尤其是缺乏微观经济基础，新古典模型虽然也非常重视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但本节重点放在对财政政策需求面效应的论述。
       首先新古典模型考虑的是理性预期，尽管某些凯恩斯方法的变形认识到了预期的作用(例如关于消费的生命周期模型和持久收入模型)，但他们一般采用适应性预期。理性预期则提出了变量调整，且这种调整比适应性预期条件下幅度更大。这样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的不同就很重要，就此而论，财政政策的暂时性调整和永久性调整的区别就是很重要的，例如，如果暂时性财政扩张不产生长期效应，就不会影响预期，而永久性财政扩张则可能因为预期加强挤出效应，甚至有可能使财政政策乘数变负，因为家庭和企业会预期利率的初始上升和汇率的初始升值会持续下去并可能变得更大(Krugman and Ostfekd，1997)。
       其次是李嘉图等价问题。凯恩斯主义方法的假设前提是消费是当前收入的函数，但如果消费者是李嘉图式的，即他们是具有前瞻性的，能够充分意识到政府的跨期预算约束，他们就会预期今天以发行公债融资的减税，必然会导致在将来对其无限存活的家庭的增税，因而其持久收入是不变的，在没有流动性约束和资本市场是完全的情况下，消费亦保持不变(Barro，1974)，这就是税收和公债的李嘉图等价。完全意义上的李嘉图等价意味着减税造成的政府储蓄的减少完全被私人储蓄的增加所抵消，而总需求不变，因而财政乘数为零。
       李嘉图等价问题的研究文献，重点集中在政府支出路径给定的情况下，减少一次总付税的效应。在比例税或累进税情况下，还必须考虑减税供给面的效应如何影响持久收入。如果财政扩张采取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则它对持久收入的影响将取决于这将如何在未来予以还清。如果政府暂时增加支出，而未来会削减支出正好相互抵消的做法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不过，以未来增税方式融资的政府支出增加则会减少持久收入和消费，从而可能导致负的财政乘数，尽管产量下降的具体程度取决于政府支出的生产力。
       需要指出的是，李嘉图等价基于一系列严格假定，不符合假定条件就会导致李嘉图等价的不成立。因此较短的时间区间、不完全预见、部分的流动性约束、不完全的资本市场、将现在的一些财政负担转嫁给子孙后代的利己的做法等都会导致李嘉图等价的不成立，并使财政政策对消费产生某种强有力影响(Mankiw and Summers，1984；Blanchard，1985)。这样，李嘉图等价究竟有多少实际意义就值得怀疑，至少就完整意义上的李嘉图等价来说是如此。
       值得说明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更有可能出现李嘉图式的反应。例如，如果政府受到财政规则的约束，财政规则要求财政扩张后必须要执行财政紧缩，那么，即使没有远见的个体也会调整或部分调整他们的储蓄行为，为将来的高税收做准备。同样如果观察到政府现在的债务路径是不可持续的，将来的税收很快就会提高以降低债务，这在凯恩斯主义的框架下也可看做是对财政扩张的李嘉图抵消(Sutherland，1997)。不过，如果前瞻的个体担心债务会被货币化，或私人储蓄会被政府占有，即使在李嘉图的框架下财政政策实际上也是凯恩斯主义的，尤其是债务或支出超过某个临界水平时(Bertola and Drazen,1993)。
       根据李嘉图等价原理，人们的经济行为会导致人们各期消费的平滑，以抵消政府债务政策引起的个人生命周期内的再分配以及代际再分配。此外，在世代交叠模型中也得出了消费平滑的结果，但是由于模型没有考虑遗产动机，所以它只是在个人的生命周期内发生。但是，对无限存活家庭模型以及世代交叠模型的批评认为，他们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更加现实的部分消费平滑的现象。因此曼昆(Mankiw，2000)发展了一个储蓄者—消费者模型，在模型中，不仅消费平滑是不完全的，而且许多人几乎没有净财富，并且遗产对财富积累有重要影响，这些与实际观察到的事实是一致的。
       债务积累影响财政乘数的一个重要渠道是通过利率风险贴水，当政府债务随财政扩张而不断积累，违约风险不断累积或通货膨胀风险日益增大，这就要求举债按照更高的、包含风险补偿的利率进行，通过利率机制产生的挤出效应就更大(Miller，Skidelsky and Weller，1990)。在这种情形下，暂时性的财政扩张比永久性的扩张更为有效，因为它导致债务不可持续的风险更小。这时，政府政策的可信度是很关键的。如果因为政府历史上缺乏审慎的财政政策记录，人们对政府改变其目前的增支政策或减税政策的能力不抱信心，或者人们预期目前所宣称的暂时性财政扩张实际上会变为永久性的扩张，则利率必然要包含风险贴水。因为私人支出会对可信赖的减债承诺和低的风险贴水作出正的反应，高的风险贴水则很可能导致财政乘数变负，这就是对Giavazzi and Pagano（1990）和Alesina and Perotti（1997)提出的“扩张性财政的紧缩效应”的一种主要解释。
如果财政扩张伴随着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则部分家庭和企业的预防行为也会降低财政乘数，并可能使之变负。尤其是家庭可能增加预防性储蓄，企业可能推迟那些不可逆转的投资(Caballero and Pyndick,1996)。在不确定性环境下，人们的信心可能很重要。一般认为，消费或投资可能取决于家庭或企业对一般经济环境的态度，并且他们的信心受政府政策的影响(例如,预期的未来赤字对信心有负面影响)。
       （二）财政政策供给面的效应
       对财政政策稳定作用的分析属于短期分析，并主要集中在它的需求面的效应，对财政政策长期效应的分析则偏重于供给面的分析。不过短期的需求面的效应和长期的供给面的效应的界线并不是那么清楚，如果经济已经无闲置生产能力，短期内无法增大产量，则财政扩张(这样的扩张可能是基于错误的、以为经济中存在闲置生产能力的估计，或者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必定要发生挤出。这时，只有能促进供给的政策才能解决生产能力约束问题，且其影响主要为长期影响。不过，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也会产生短期的需求效应，因为当人们预期长期会有更快的经济增长时，短期的消费和投资就会增加。如果财政扩张通过对供给有利的减税和支出增加来进行，无疑会增大财政乘数。
       在分析财政政策供给面的效应时，重点集中在劳动所得税的改变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和资本所得税的改变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上，劳动和资本的国际流动也会受到影响。然而最终的结论是税收的变化对劳动供给和资本供给的影响进而对增长的影响是个经验问题，至今还没有明确结论。也有文献分析支出变化对劳动和资本生产率的影响，尤其是对公共物品和其他具有正外部性的物品的政府支出增加能提高增长率，出于同样的原因，削减浪费性的支出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点在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89)及Lucas(1998)政府进行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分析模型中得以证实。Azariadis and Drazen(1990)的模型也表明，这类投资能使经济从坏的均衡移动到好的均衡，对宏观经济产生很大影响(比如使经济逃离发展陷阱)，这意味着财政乘数很大。
       也有研究者注意到，税收和支出的变化是否通过供给面的渠道产生非凯恩斯效应，劳动市场的特征是个重要的影响因素。Alesina and Perotti（1997）认为，在有工会组织、劳动市场不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如果劳动所得税提高，税前工资因此劳动成本会上升，高税收因此会对供给面产生显著的负效应。但是，如果与工会达成了工资调整协议，就可能会限制税前工资的上升或减轻财政紧缩所伴随的通货膨胀压力，从而降低财政乘数并可能有利于非凯恩斯效应。Lane and Perotti（1996)认为，政府就业的减少会减少劳动需求，削弱工会降低工资并增加盈利，这可能是产生非凯恩斯效应的原因。
       完全意义上的新古典模型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假设价格总是能使市场出清，因此产出的波动是供给面冲击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总需求的变化。新古典模型最先由 Lucas（1975)和Sargentan and Wallace（1975)给出，它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完全被预期到的影响总需求的政策不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都不能影响增长；只有未被预期到的政策才会有效应，并且完全是通过供给面产生影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模型不分析财政政策，而是因为它们关注的是最优财政政策的设计，这与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冲击是不一样的(Lucas and Stokey,1983；Chari and Khoe,1998)。
       （三）财政政策的制度方面
       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也取决于制度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政策时滞、政治因素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时滞包括外部时滞与内部时滞，一般来说，长的政策时滞会降低财政政策乘数。政治方面的因素通常也会影响财政乘数，如当政府对财政赤字存在偏好时，可能会降低财政乘数。另外，关于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大多数文献适用于发达国家的情况，原则上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更可能受来自供给方的影响，从而使财政政策较少运用于需求管理，但以上讨论的所有论点几乎都可以运用于发展中国家(Agenor、McDermott and Prasad,1999)。不过，发展中国家具体制度方面的一些特点也会影响财政乘数的大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