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元哲学问题探讨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科学成果的概括

　第二节　“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历史转变

　第三节　“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精确化僭谬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相通的根本点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探讨

　第一节　意识问题的解决前景

　第二节　当代科技认识论特征

　第三节　直觉和灵感认识方法

　第四节　微观认识限度的突破

　第五节　真理观问题上的纷议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问题探讨

　第一节　关于历史发展的决定论与选择论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系统性和辩证性

　第三节　时代矛盾的转换与新的解决方式

　第四节　“以人为本”化解矛盾的人学基础

　第五节　马克思“人的科学”的深刻内涵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伦理观问题探讨

　第一节　道德依据的个体生命基础

　第二节　道德治理的国家政治规范

　第三节　伦理制约战争的历史演变

　第四节　伦理制约现代战争的原则

　第五节　伦理制约战争的特点和趋势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探讨

　第一节　借鉴中国历史上的发展观

　第二节　科学发展的哲学思维转换

　第三节　构建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

　第四节　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原则

　第五节　实践智慧的辩证法范畴体系

注释及参考文献

后　记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元哲学问题探讨

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哲学自身的民族性属于元哲学讨论的视野。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自然科学当成为其天然的理论基础，探讨如何提升和概括自然科学成果理应成为充实和提高元哲学理论思维的重要内容。反映了科学精神和时代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怎样融汇到中国现实社会的？处理好它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特别是找到它和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派别之一的儒学的共同点，就显得非常必要。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科学成果的概括

内容提示：恩格斯关于哲学和科学“相互补偿”的著名论点说明，正确处理好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是哲学概括科学成果的前提。面对现代哲学和科学出现的新情况，哲学概括必须紧紧抓住从科学到哲学的“中介”，即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在科学成果向哲学理论“跃迁”过程中，哲学概括应当遵循视野的整体性和综合性、角度的多样性和全面性、层次的反思性和超越性、目标的批判性和导向性等原则。

科学大师爱因斯坦指出：“哲学的推广必须以科学成果为基础。”［1］我们知道，把理论自然科学的成果加以概括，可以“转化成唯物主义的自然认识体系”［2］。那么唯物主义的现代发展如何有效而充分地吸取和概括新的科学成果呢？

一、哲学概括必须处理好哲学和科学的关系

对“唯物主义的现代形式应建立在概括现代科学的材料和成果基础上”这一观点作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引出下述问题：专门科学是如何进入哲学的广阔领域中的？显然，这牵涉到哲学和科学的相互关系——它也是“现代哲学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3］。如何处理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决定了哲学概括科学成果的方法；反之，哲学概括科学成果的“成品”总是隐含这样一个前提，即它如何对待哲学和科学的关系。

1.哲学和科学之间要发生一定的“相互补偿”［2］。恩格斯这一基本论断为我们正确处理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深刻认识和理解它的当代含义，是哲学发展吸取自然科学成果的根本前提。

恩格斯深刻分析了近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相互关系，认为自然科学在对哲学产生影响的众多因素中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定时期的哲学在发展的步调、速度、水平上大体与科学相适应，科学的状况直接影响着哲学的面貌。近代前期搜集材料的科学方法与机械唯物主义、近代后期自然科学宏观领域的理论综合与辩证思维的关系就是这样。自然科学走进理论领域，需要哲学思维的帮助。二者的这种联系不是由个别人、个别学派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由具体科学知识性质、它的理论方法论前提来决定的，因为这些性质和前提自身要包含一些作为自然科学哲学基础的范畴和原则。这种关系也不是任何外在的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而是内在的相互渗透、相互取长补短。自然科学知识的结构、它本身的发展趋向、内在逻辑以及理论完善程度的提高，是其采用辩证思维的内部推力。恩格斯以“不可抗拒地被迫研究”的字眼来强调指出，能否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客观的、内在的关系，是促进或延缓哲学和科学各自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科学家对哲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基础科学理论的发展，还有助于他们从哲学的丰富内容中吸取有益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同时，利用自然科学的材料，对科学新成就进行哲学分析，也会使哲学自身更丰富。

哲学和科学是如何补偿的？哲学的对象和问题“没有种类”，它“潜藏”在哲学思维的过程中，通过智力材料表现出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哲学没有任何的单独存在的权利，它的材料分布在实证科学的各种不同的部门中间”［4］，政治、法律、道德的反映对哲学也有重要的直接影响。故此，哲学以普遍文化做基础，其不同于科学之处，乃在于它广泛的文化方面的各因素，“不只是对科学的反思，乃是对全部文化基础的反思”［5］。这样，每个历史时代的哲学精神在整体上相对于科学所提出的问题就可能有一定的“剩余”内容，从而显示出对科学的补偿调节效应。它最大限度地涵盖了科学所掌握的复杂系统客体的层次和含量，作为文明中活的“灵魂”因之具有了“透视”的功能。哲学所进行的一切可能的、逻辑的、终极的思辨性理论思考，“剔除”了不同方案中似真程度低、片面性较大或完全相互矛盾的认识成分，以获得最合理的理智假定。在其内部理论的运用所产生的新的思维途径的同时，就为未来世界观结构以及科学探索奠定了新的概念模型和背景。这种意义往往是潜在的，如古代原子论思想的启示就是这样。科学自身的“非充分性”放置在广阔的哲学世界观中更为明显，它“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6］，因此，需用人类的整体文化尤其是哲学的普遍融合加以补充调节。在具体的科学探索中，哲学理智蕴于其中，可以直接“侦察”科学内容“章节”上存在的“交汇”、“一致”和“矛盾”之处，通过观念、思辨的逻辑思维延伸，填充了科学思想之中的空白和不足，引发新学科的诞生。同时，它又将科学所提供的世界观成分融于时代文化的普遍观念中，构成科学与文化的双向流通，保持了科学得以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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