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第一章    蔡元培中西文化教育观演进过程之梳理

  第一节    蔡元培的中西教育经历与中西学术造诣

  第二节    蔡元培中西文化教育观的演变与形成

第二章    蔡元培中西文化教育观影响因素之剖析

  第一节    蔡元培中西文化教育观的思想基础

  第二节    影响蔡元培中西文化教育观的其他因素

第三章    蔡元培中西文化教育观基本内涵之探讨

  第一节    蔡元培对文化教育之理解

  第二节    蔡元培对中西文化教育关系之把握

  第三节    文化教育创新之机制：“接触→择善→创造”

  第四节    文化教育融合之途径：“以教育为媒介”

第四章    蔡元培中西文化教育观历史价值之评判

  第一节    蔡元培中西文化教育观的实际影响

  第二节    蔡元培中西文化教育观的历史价值

余论

参考书目

后记

引言

1898年9月，在“戊戌政变”后的血雨腥风之中，蔡元培悄然弃官携眷南下，从此开始了他的新式教育生涯。而在此之前，“光绪状元”张謇已经南归故里兴办实业。在此之后，张元济因参与变法，被清政府“革职永不叙用”，旋即南下，合作商务印书馆，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拓荒者。故在有人论及这段历史时，即曾指出：“张元济、蔡元培、张謇三人脱离传统士人致仕旧轨，而分别转向现代意义上的出版、教育与实业，又赋予这一年以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特殊象征意义。”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后记”，中国广播出版社1987年版，第414页。

其实，在晚清翰林中，还有一位谭延闿，后来也走上了背离清廷的“不归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上面四人当中，从一开始就真正自觉自愿与清政府“离心离德”的，只有蔡元培一个人；并且，真正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要创办新式教育来培养变革人才而又身体力行者，也仍然是只有蔡元培一个人。蔡元培对自己的这种选择有着非常清醒的自觉性。后来，他曾忆及促使他投身新式教育的动因说：“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蔡元培口述，黄世晖笔记：《传略》（上），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0页。 1901年4月，他在自题摄影片时也写道：“丁戊之间，乃治哲学。侯官浏阳，为吾先觉。愤世浊醉，如揉如涂。志在教育，挽彼沦胥。众难群疑，独立不惧。越求同心，助我丁许。”蔡元培：《自题摄影片》，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页。另外，该卷编者把上述引文中的“丁戊之间”加注为1907~1908年，误也。从时间上推算，这里的“丁戊之间”只能为1897（丁酉）-1898（戊戌）年期间，而非1907（丁未）-1908（戊申）年之间。因为，若指1907~1908年，不仅与蔡元培“自题摄影片”的时间（1901年4月29日）不合，而且，也与他接受严复（侯官）和谭嗣同（浏阳）著作影响的时间不符。 1917年3月，他到任北大校长后，又致函时在法国的汪精卫说明自己归国办学的心迹说：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于任之者，亦以此。蔡元培：《致汪精卫函》，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十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5页。这即表明，注重从根本上提高国民素质以挽救民族危亡，乃是蔡元培非常自觉的选择。这既与张謇后来从“实业救国”转向教育之路不同；更与谭延闿后来为情势所迫而投机革命迥异。另外还有一位进士出身的张元济，与蔡元培同庚（都出生于清同治六年丁卯）、浙江同乡、乡试同年、殿试同年、南洋公学同事、共同创办《外交报》，故谓与蔡元培有“六同”之处。而真正与蔡元培路向选择比较接近的，只有张元济这位与他“六同”之人。参见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后记”， 中国广播出版社1987年版，第414页；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全一卷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0页；以及吴方著：《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页。 蔡元培一生的功业，也就从此奠定了基础。他主动脱离传统士人仕宦之常轨，投身于新式教育活动，这说明，他已把文化教育这种奠基性的长远事业看得远比一时的政治活动更重要。因此，从文化教育的角度，来看待蔡元培的功业与价值，就显得极其关键。

然而，当蔡元培因病于1940年3月5日溘然长逝于香港之后，后人对他的评价却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着变化。例如，在他病逝后的第三天（1940年3月7日），中共领袖毛泽东即从延安发出唁电，称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敬献挽联曰：“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多年故交吴敬恒称赞他：“生平无缺德，举世失完人”；门生故旧蒋梦麟称誉他：“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等等。毛泽东：《致蔡元培先生家属唁电》，周恩来：《挽蔡元培先生联》，吴敬恒：《挽蔡孑民先生联》，以及蒋梦麟：《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51，98页。 尤其是梁漱溟先生评价他的一段话，更是被大多数人所认同：“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预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梁漱溟：《纪念蔡先生——为蔡先生逝世二周年作》，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 而在被冷落多年后（1980年3月）召开的纪念大会上，蔡元培也只是被誉“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宋庆龄：《在纪念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大会上致词》，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所以，如果按照中国传统上“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标准来看人们对他的上述评价，就会发现，几乎上面所有的评价都侧重于褒扬他的人格和事功。譬如，陈洪捷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就曾以韦伯的“卡里斯玛”（Charisma）概念，研究蔡元培的人格魅力对他在革新北大时所起的重要作用。参见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论文，1998年6月，第129~130页。 而在诸多关于蔡元培的评论当中，很少有人论及到他在中国近现代思想领域内的建树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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